“南蠻蛇種”文化史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Nan Man's Snake Totem
原載：《南方文物》(南昌)2010年2期第89～102頁
吳春明，廈門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王櫻，國家廣電總局電影頻道節目中心
關鍵詞：南蠻/蛇種/文化史
在上古中原華夏民族的視野中，華南民族都屬于“蛇種”、“狗族”等“非我族類”。所謂“南蠻，蛇種，從蟲、亦聲。”“閩，東南越，蛇種，從蟲、門聲。”又“蠻者，閩也，南夷之名，蠻亦稱越”①。對于華南歷史悠久的蛇崇拜習俗，歷史、民俗、民間信仰等領域的研究者從不同角度做了大量論述②。本文認為，“南蠻蛇種”不僅是中原華夏看東南的一個族群識別符號，作為南方土著民族之動物性有靈崇拜的原始圖騰的核心內涵之一，從考古學、歷史學、民族學等角度觀察到的崇蛇文化史，更折射出南方土著民族史的變遷軌跡。
一.“南蠻蛇種”考古溯源
華南土著民族最古老的崇蛇現象出現于新石器時代以來的陶器裝飾、青銅紋樣與雕塑、巖畫藝術中的蛇形圖像，從大陸的江蘇、浙江、江西、湖南、福建、廣東、廣西到臺灣，以及中南半島都有發現，大致分布于漢文史籍所記載的“南蠻”、“百越”地帶，反映了遠古時代“南蠻蛇種”的文化起源。
在人類史前史與早期歷史上，從模仿事物(動植物與宇宙萬物)形態的寫實圖案到抽象、簡化的幾何紋樣，是裝飾藝術發展的一般規律。史前、上古陶器上的裝飾紋樣，是人類生存環境中事物(動植物、人物形象、宇宙萬物等)形體的反映，是古人在生產、生活中對事物形態觀察、認識并經過思維判斷、選擇和藝術加工形成，或具體寫實，或抽象化、幾何圖案化。陶器紋樣的選擇、組合應該有很復雜的工藝史、藝術史、宗教史等多方面的原因，特殊陶器紋飾與特定原始宗教信仰的關系，是不可否認的一種因素，已為許多民族志材料所證實。幾何印紋陶是華南百越及其先民的早期古文化區別于其他民族物質文化的一種重要因素，許多人認為拍打陶胎的工藝功能和圖案裝飾的美觀功能是印紋陶紋飾產生的原因③。但陳文華先生則認為，他認為，考古學和民族學上的紋身花紋和印紋陶上的紋飾非常相似，推測印紋陶的紋樣所代表的意思就是蛇和蛇皮的花紋，幾何印紋陶的紋飾是起源于古越族的蛇圖騰崇拜。他逐一考證了印紋陶中常見的云雷紋、S紋、菱回紋、波狀紋、曲折紋、葉脈紋、三角紋、編織紋、篦點紋、圈點紋、方格紋等11種紋樣，分別是由蛇身盤曲形狀的簡化、蛇身扭曲簡化、蛇身花紋圖案化、蛇身爬行狀態、蛇嵴骨形狀模擬、蛇身斑紋或蛇皮鱗紋的簡化等④。
將幾何印紋陶紋樣完全等同于蛇的形狀和斑紋的模擬、簡化和演變，是有一種有益的民族考古學探索和合理的推測，已獲得一些民族史、文化史學者贊許⑤。但遺憾的是，印紋陶紋樣的幾何形狀作為具體、寫實圖案的一種簡化、抽象的藝術形式，與蛇的真實形狀和斑紋間還有不同程度的差別，因此將華南先秦印紋陶上拍印的幾何紋樣等同于蛇形、蛇紋并為史前土著蛇圖騰的證據，學者間還有不少疑惑。實際上，在主要盛行于青銅時代和早期鐵器時代的印紋陶文化之前，東南地區新石器時代以來的陶器裝飾內涵中，有不少寫實或接近寫實的蛇形、蛇紋圖案，良渚文化的蛇紋陶器就是最明確的一組，先后發現于浙江余杭良渚、廟前、奉化名山后、海鹽龍潭港、江蘇吳縣草鞋山、上海金山亭林、青浦福泉山等遺址⑥。這些良渚文化遺址中的蛇紋常見于扁腹盤形鼎、高足淺盤豆、圈足壺的外腹部和器蓋上，刻畫繁縟而有致的螺旋狀盤蛇紋，間或與卷云、飛鳥共出，形成一組穩定而特殊的陶器裝飾藝術，尚未見于其他史前文化中，是探索史前時代“南蠻”、“百越”先民的崇蛇習俗淵源的重要線索(圖一)。
圖一 良渚文化蛇紋陶器
1.福泉山M65:90；2.福泉山M74:166；3.福泉山M101:90:4，名山后H14
圖二 皖南商周銅器中的蛇形象
1.蛇紐蓋盉；2.魚蛇紋盤；3.犧首蛇紋尊；4.蛇紋矛(1繁昌湯家山；2.青陽汪村；3.蕪湖；4.繁昌)
圖三 東周吳國墓葬的刻劃蛇紋銅器
1.六合程橋；2～3、7～9.淮陰高莊；4～6.鎮江王家山
進入青銅時代以后，在華南越系、濮系等“南蠻”系統民族文化中，裝飾蟠螭紋、蛇紋、蛙紋、鳥紋等動物紋樣的青銅器成為土著青銅文化區別于“商周文化”的重要特點。在蘇南、浙北、皖南的吳越文化區，青銅文化的造型組合和紋飾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原“商周文化”的直接影響，但周代以來逐步占據主導地位的各式幾何紋和蛇、鳥、魚等寫實的動物紋樣，成為“吳越青銅文化”的重要特點⑦。在皖南，繁昌湯家山的蟠蛇紋紐蓋盉、蟠蛇紋矛，湯家山與青陽廟前汪村的魚蛇紋圈足盤，蕪湖的犧首蛇紋尊等(圖二)⑧，都是幾乎寫實的蛇形象，與中原北方史前玉器、商周青銅器等常見的獸首、魚鱗身、帶鷹爪足并被人格化的華夏“龍”是完全不同的⑨。在江蘇六合程橋、鎮江王家山、淮陰高莊等地先后發現的一批東周時期吳國貴族墓葬中，還發現了一組精美、繁縟的刻紋銅盤、鑒、匜、盆、薰爐蓋、箅形器等器物，蟠蛇紋、爬行四腳蛇(蜥蜴)紋是其中的主題紋飾(圖三)⑩。類似的蛇紋也見于福建武夷山閩越王城的一件銅鐸舞面上(11)。東周吳越文化中另一處重要的“蛇”圖騰考古發現見于江蘇無錫鴻山越國墓地，2003-2005年在邱城墩、萬家墳等發掘的7座貴族墓葬出土的1800多件青瓷器、硬陶器和玉器等，其中一大批仿青銅器的青瓷和硬陶樂器和玉器上，都裝飾堆塑、浮雕和刻劃的蛇紋與蛇形象，諸如堆塑6條或9條蟠蛇的青瓷鼓座、堆塑蛇形懸蟲的青瓷甬鐘、堆塑蛇形紐的青瓷镈鐘與振鐸、以8條蛇盤成的琉璃釉玲瓏球形器、雕刻蟠蛇的玉帶鉤與玉佩飾等，成為鴻山越墓最大特色之一，被視為越人蛇圖騰的重要物證(圖四)(12)。
圖四 無錫鴻山越國墓葬出土蛇形器物
1.萬家墳M1:169硬陶鼓座；2.邱城墩M1:1053青瓷鼓座；3.邱城墩M1:1011青瓷鼓座；4.邱城墩M1:1063青瓷振鐸；5.邱城墩M1:21.玉帶鉤；6.邱城墩M1:14盤蛇神獸紋玉管
圖五 古揚越人青銅器中的蛇紋裝飾
1.衡陽赤石提梁卣；2、3.湘潭荊州金棋提梁卣器蓋與腹面；4.恭城秧家銅尊
圖六 古揚越地帶青銅器蛇紋圖像
1、4.湖南衡陽赤石村春秋卣；2、8.湖南岳陽莄口春秋卣；3、6.廣西恭城秧家春秋尊；5.湖南衡山霞流春秋尊；7.湖南湘潭金棋村春秋卣(依前引傅舉有文修改)
青銅時代的湘江流域是古代楚、越文化雜居的地帶，古揚越人的考古文化也以大量裝飾蛇紋、蜥蜴紋、蛙紋的青銅器為特點(13)。湖南衡陽渣江區赤石村春秋時期土著越人或越文化特點的墓葬中，出土了一件“蜴形動物飾提梁卣”，造型與中原同類器相似，但卣腹部、器蓋滿布突起的20條蛇紋及若干蜴(四腳蛇)形動物形象，突顯湘江流域越人青銅器裝飾藝術中的獨特風格(14)。岳陽莄口的一座春秋時期具有墓地鋪設河卵石、土坑墓設置壁龕等越文化因素的楚墓中，也發現一件類似的“人像動物紋”銅卣，器蓋及卣腹均裝飾陽凸的蛇紋(15)。湘潭荊州鄉金棋村有一件“動物紋提梁卣”，腹中部幾何形地紋上突起雙肩越式鉞圖案和12條蛇紋，器蓋上也滿布8條蛇及蜥、蜈蚣、蛙類、四腳小爬蟲等動物紋樣(16)。類似的裝飾還見于衡山縣霞流出土的一件春秋時期的蛇紋垂腹尊(17)。廣西恭城秧家的春秋時期的銅尊，頸部和腹部分別裝飾四組由蛇斗青蛙紋為主、云雷紋為底的紋飾帶，風格與湘江流域所見非常相似，被認為是湘江流域揚越文化的擴展(圖五、六)(18)。這些裝飾幾何紋和包括蛇紋在內的動物紋的青銅器群，是湘江流域青銅文化不同于中原傳統的主流特點，是中原青銅文化在湘江流域“土著化”、“地方化”的反映(19)。
圖七 滇文化青銅器中的蛇崇拜圖像
1.編鐘；2.蛇綱網狀器；3.儲貝器紋飾；4～6.扣飾；7～9斧、錛；10～11叉；12.鏟；13～14.矛形儀仗器；15.鑿；16、18.卷刃器；17.啄；19.劍鞘飾；20.戈；21～22.劍；1、2、9～10、22.石寨山；2～5、6、11～12、19～21.李家山；4、7～8，13～18羊甫頭
云貴高原是古代百濮系之滇、夜郎以及滇越等土著族群的活動空間，土著的考古發現中蛇崇拜資料是最大的特色之一，僅云南晉寧石寨山、江川李家山、昆明羊甫頭、曲靖八塔臺等東周至秦漢時期滇文化墓地的考古發現中，從生產工具的斧、錛、鑿、鏟、鑿、鋤到兵器的戈、矛、劍、劍鞘、啄、叉、鉞、匕首，禮樂器的鐘、儲貝器、儀仗器及裝飾品、馬具等，均有大量的蛇圖像，表現出滇人對蛇的特別寵愛和崇拜(20)。石寨山多件儲貝器上的蟠蛇立柱的雕塑，如M1:57A“殺人祭銅柱儲貝器”器蓋雕刻的祭祀廣場中心表柱，柱頂為立虎，柱身蟠繞兩條攀爬向上的長蛇，M12:56的同類器，柱身蟠繞一條巨蛇，口內正在吞吃一人。各墓地還常見透空浮雕人物和動物形的銅扣飾，每一件底部都有蛇，兩蛇首尾相交蛇身纏繞，或蟠卷于動物、人物形象之下。石寨山的一件兩鼓疊置儲貝器(M71:142)兩鼓從胴部、腰部到足部均布滿刻劃的動植物景象，就有一組蛇咬飛鷹、蛇咬蜈蚣的圖像。工具、兵器的柄、銎、莖部常鑄有蟠蛇或立體蛇頭，立體蛇頭張口露牙，透露出一股逼人的氣勢。石寨山“滇王之墓”(M6)發現的6件環紐編鐘，每件的器身兩面各裝飾4條龍首(獸形帶角、耳)蛇身(無足)圖像，這是滇人蛇紋銅器中少有的龍化的蛇形象，是秦漢時期滇漢融合的結果(圖七、八)。
圖八 石寨山M1:57A“殺人祭銅柱儲貝器”蟠蛇立柱
圖九 東南沿海的蛇形巖刻畫
上，浙江仙居西塘村；下，香港長洲
此外，在華南沿海的史前巖畫圖像中，也有一些蛇崇拜的歷史線索。浙江臺州仙居縣上張鄉西塘村就有多處蛇形象巖刻畫，其中最大的一幅2米多長的蛇畫，蛇眼圓張，蛇信外吐，蛇身三角花紋雕刻很深、清晰，活力顯現(21)。在閩南華安縣馬坑鄉草仔山，也有一幅蛇形巖畫，分別是交叉的蟠蛇、母蛇、短幼蛇、蛇蛋等，最大的長達140厘米、寬9厘米(22)。香港長洲巖刻畫，展現了四蛇纏繞一起的畫面(圖九)(23)。臺灣高雄縣濁口溪上游的萬山巖雕群中的孤巴察娥巖雕，題材有蛇紋、人像紋、重圓紋、圓渦紋，其中的蛇形象表現為三角形頭部、蟠卷的尾部，與魯凱、排灣族的藝術一致(24)。
華南早期考古遺存中這些客觀存在的大量寫實或近乎寫實的蛇形象，與漢文史籍記載的華夏視野中對“南蠻蛇種”的認知相吻合。華南蠻、苗、越、疍各族不具有自身的文獻歷史，“南蠻蛇種”是上古華南土著蛇神祭祀、蛇神禁忌等特殊的“他文化”景觀先后映入華夏人文視野后漢文史籍的“話語”。前引《說文解字》卷十三篇(上)“蟲”部“南蠻，蛇種，從蟲、亦聲。”“閩，東南越，蛇種，從蟲、門聲。”《山海經·海內經》載:“南方有贛巨人，……又有黑人，虎首鳥足，兩手持蛇，方啗之。……有人曰苗民，有神焉，人首蛇身，長如轅，左右有首……。”又《山海經·海內南經》載:“伯慮國、離耳國、雕題國、北朐國，皆在郁水南。”晉人郭璞注雕題曰:“點涅其面，面體為鱗采，即鮫人也。”《淮南子·原道訓》載:“九嶷之南，陸事寡而水事眾，……于是人民披發紋身，以像鱗蟲。”高誘注:“文身，刻畫其體內，點其中，為蛟龍之狀，以入水蛟龍不傷也。”《越絕書·九術傳》云，“于是作為策楯，嬰以白璧，鏤以黃金，類龍蛇而行者，乃使大夫種獻于吳。”《吳越春秋·闔閭內傳》:“(子胥)造筑大城，……立蛇門者，以象地戶也。闔閭……欲東并大越，越在東南，故立蛇門，以制敵國。……越在巳地，其位蛇也，故南大門上有木蛇，北向首內，示越屬于吳也。”明鄺露《赤雅》“上篇”說:“疍民神宮，畫蛇以祭，自稱龍種。”清陸次之《峒溪纖志》也說:“疍族，其人皆蛇種，故祭皆祀蛇神。”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載:“(潮州)疍人，有姓夷、濮、吳、蘇，自古以南蠻為蛇種，觀其疍家，神宮蛇像可見。”因此，華南史前、上古考古遺存中的大量蛇形象內涵，應就是“南蠻”土著自然崇拜、圖騰信仰中崇蛇文化的證據。
二.民族志上華南各族蛇圖騰尋蹤
秦漢以來，伴隨著秦漢中央王朝對華南地區逐步實現的軍政統一、民族同化，華南地區的社會文化史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以土著為主體的“南蠻”社會逐步發展為以“漢民”人文為主的“大雜居”、“遁逃山谷”的“南蠻”后裔各族為次的“小聚居”的局面，這種民族文化格局迄今仍未有大變。“南蠻蛇種”的圖騰文化在黎族、壯族、侗族、傣族、苗族、畬族及臺灣原住民社會中仍有強烈的表現，甚至在當代華南“漢民”社會中也有深刻的印記，這些都是史前、上古華南土著的文化余緒。
1.黎族的蛇祖傳說與蛇紋文身
海南古屬“島夷”，周漢有“儋耳”、“雕題”人群，漢唐以來為“駱越”、“俚”、“俚僚”所居，屬百越的范疇，唐宋以來形成“黎”，為壯侗語族黎語支。當代黎族蛇圖騰崇拜完整地表現在創始神話、圖騰禁忌、紋身內容等方面。黎族各支系的創始神話分別有“黎母山傳說”、“勾花的傳說”、“蛇郎”、“蛇女婿”、“五妹與蝻蛇”等，都說黎族始祖來源于蛇。黎母山位于瓊中縣西北部，號稱黎族發祥地，據萬歷《瓊州府志》卷三“山川”載:“黎母山，(定安)縣西南三十里光螺都，虞衡志云山極高，常在霧中，圖經云婺星現此山因名。舊志又以雷栮蛇卵生一女號為黎母”(25)。“勾花的傳說”謂上古海島一巨蟒生卵破出“蛇女”，蛇女長大，與過海采香男子結婚，生下一男孩，不久丈夫去世，剩下母子二人，而海島荒無人煙，蛇女恐兒子難于婚配而絕后嗣，就與兒子商議，讓兒東行尋找配偶，自己則用“勾花”之法在臉上錐刺繡面，然后抄近道與兒子相遇，因兒子已認不出母親，遂結為夫妻繁續后代(26)。“蛇郎”故事說，古時一對孿生姐妹阿花和阿香常在月光下編制籮筐，一日漂亮的妹妹阿香發現籮筐內有一只大蟒蛇，蛇要阿香嫁給它，阿香說她不會嫁給會咬人的蛇，蛇就威脅阿香要殺死她的父母，阿香就隨蟒蛇進山洞，逐漸夫妻和睦繁衍后代，成為黎族先祖(27)。
由于認同蛇是祖先靈魂的化身，蛇是黎族社會文化中的禁忌對象。三月三節是美孚黎人祭拜祖先和青年男女以歌為媒相戀的傳統節日，人們都要祭拜祖先墓地，燒香供品，祈求保佑。如在墓地周圍發現蛇，就認為是祖先靈魂的顯現，神圣不可侵犯的程度，對它十分崇敬；如果萬一無意中傷害了它，就必須舉行贖罪儀式。東方縣的黎族冒犯或傷害蟒蛇(俗稱蝻蛇)時，肇事者殺豬備酒菜，到肇事地點請祭，還要架鍋升火，熬煮中藥，以藤條代蛇，為蛇涂藥療傷，祈求“祖先”不要怪罪。瓊中縣黎族以每十二天為一周期，每天以一種動物作為稱謂，而蛇日是可以進行諸如蓋房子、下秧苗、訂婚結婚等重要活動的吉日，人們選擇在蛇日進行重要活動，就是祈求蛇圖騰保佑平安和祈求順利(28)。
黎族是華南最重要的文身民族之一，蛇圖騰的文化內涵也表現在文身形態上。宋周去非《嶺外代答·黎蠻》說:“其婦人高髻繡面”；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女及笄，即黥頰為細花紋，謂之繡面”；《廣東通志》卷二十八說，黎俗“女將及笄，置酒會親屬，女伴自施針筆，涅為極細蟲蛾花卉，而以淡栗紋編其余地，謂之繡面。”黎女繡面文式的“蟲蛾花卉”應就是蛇紋。在近代民族學上最早對黎族文身調查的是民國時期的劉咸教授，他看到的黎族文身的“斜形文素”甚似蛇身紋樣(29)。從海南文身的圖式來看，跟蛇紋類似的文樣主要是復線添點狀紋樣，身上有斑點的蛇很多，如中國水蛇、草游蛇、麗紋蛇、點白蛇、麻斑游蛇、草花蛇、紅頭錦蛇、蟒蛇等，“美孚黎”的婦女在臉部和四肢均刺上蝻蛇狀紋樣，因而得名“蝻蛇美孚”(圖一○，1～2)(30)。
2.侗族的蛇祖神話與蛇禁忌
侗族也有與黎族類似的始祖神話與蛇圖騰禁忌內容。據廣西三江、龍勝等縣侗家始祖傳說，上古時有兩父女在上山打柴路上遇到一只大花蛇，昂頭張口、尖長牙齒，令父女倆擺脫不了，大花蛇對老父說:“你們不用害怕，只要你家姑娘做我的妻子，以后日子就會越過越好!”后來，姑娘就走入山洞與花蛇成親，并產下一對男女。侗家人認為信奉蛇神的人就是“登隨”(即蛇種)，而“登隨”只是存在于母系，女子是“登隨”流傳的渠道。每年元宵節期間，侗族都要以隆重的蛇舞來紀念蛇祖“薩堂”。跳蛇舞時，侗民們身穿織有蛇頭、蛇尾、鱗身的蛇形服飾，在侗寨神壇前的石板上圍成圓圈，模仿蛇匍匐而行的步態。侗民有嚴厲的蛇禁忌，禁捕禁食蛇，若違犯禁忌，就要斟酒化紙敬祭祖先，向其贖罪，否則就會遭遇瘟疫、患病等災難，甚至認為遇見蛇蛻皮、交尾是惹禍損財的兇兆，也要通過祭祖才能逢兇化吉(31)。
3.傣族蛇形文身
云貴高原是古代濮、越各族雜居之地，漢晉以來又有西遷的部分駱越、西甌及漢晉間云貴高原上故有的越人后裔，發展成唐宋時期的越系“黑齒”、“金齒”、“銀齒”、“繡腳”、“繡面”、“茫蠻”、“棠魔”、“白衣”等族，在不斷遷徙中發展成西南邊境的傣族、老龍族等族群。蛇圖騰是傣族多樣圖騰文化之一，表現在傣族民間眾多的蛇、龍圖騰傳說，以及蛇紋文身形態上(圖一○，3、4)。根據傣文歷史記載，傣族部族神為人身蛇尾的勐神，“傣族的祖先是龍，世世代代都是龍變的。經書上說愛在河邊水邊生活的人是龍，為了不忘記老祖宗是龍，總是要把兩條腿紋成龍殼(龍殼即魚鱗狀紋)，鑲金牙是龍齒”(32)。
4.苗族的蛇娘巫術與惡龍祭祀
苗、瑤、畬等苗瑤語族同屬于古代“南蠻”集團成員后裔，苗族的崇蛇文化包括“蛇娘神”巫術和惡龍祭祀。在湘沅間的苗族常見一種蛇娘神的巫術，祭祀蛇神的巫師叫雷師公，他為蛇娘立壇造硐穴，封入一個蛋，并貼有“禁內有蛇”的字符，示人蛇卵生有靈。雷師公的法堂正中，還豎一根雕有人面蛇身的法棍，如同圖騰柱。雷師公在扮演蛇娘施術時，用二尺四寸桃木板畫上“人面蛇身”的蛇符，打在十字路口，或用黃紙畫符，火化吞吃，謂能逐邪、斷路、變物、藏身，神變萬千。從雷師公所誦的咒語中能看出蛇圖騰的內涵，及所謂“存吾身，化吾身，化在南蛇肚里去藏身。去在南蛇背上去，回在南蛇肚里藏。”在苗、瑤、畬族的其他巫教中，也有南蛇神巫術，施術的“師爺”手執雕有活動蛇頭的魔蛇棍，念“催得南蛇分八路，催蛇捉鬼上廟堂”的咒語(33)。
在黔東南臺江施洞鎮，古老龍船節的起源神話蘊含了鮮明的蛇神禁忌內容(34)。傳說遠古的一天，清水江邊的苗民父子保與九保突遇狂風巨浪，江中惡龍把九保拖進龍洞殺死，保就放火燒了龍洞、燒死惡龍，惡龍靈魂作祟并危害清水江邊百姓生活。惡龍托夢給苗民，希望他們能用杉木仿照它的身軀造龍船，每年在清水江邊劃幾天，就能保佑苗民，于是各寨紛紛伐木造舟，每年農歷五月二十五日劃龍船競賽，果然獲得風調雨順。
圖一○ 海南黎族與云南傣族的蛇紋文身1、2黎族；3、4傣族
5.畬族的“蛇仙”崇拜
閩東福鼎縣雙華畬族的蛇崇拜表現在“二月二”歌會，又稱為“會親日”。相傳這里的畬民是清初遷界時從浙江蒼南遷入福鼎的。一天晚上，突然狂風暴雨，在他們祖先開基的石洞中先后爬出兩條赤黃、青藍的大蛇盤在厝基上，人們兩次將蛇放到水中，兩條蛇一次次返回到厝基上。第三次，祖頭公親自把蛇送到水口放生并點香禱告，當天晚上，兩只蛇沒有再回來，但祖頭公在夜里卻夢見雙龍的化身紅面和青面兩位將軍向他致謝。祖頭公醒來后，就召集當地畬民，擇二月初二日在水口蓋起石板宮，塑紅面和青面將軍兩尊蛇神像以奉祀，從此雙華畬民人丁興旺。于是二月初二的畬民“會親日”成為當地最大的節日，每逢該日，眾多畬民回到雙華村祭祀二神(35)。
圖一一 排灣族器具裝飾上的蛇紋
(引自臺北十三行博物館2008年“排灣族特展”)
6.臺灣原住民的蛇圖騰
臺灣原住民各族群社會中保存了豐富的蛇圖騰文化，南部山區的排灣族、魯凱族最盛，中部山地的泰雅族、布農族也有。從創始神話到器具裝飾，從建筑雕飾到文身圖案，蛇圖騰表現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蛇祖神話傳說見于魯凱和排灣兩族。魯凱族的始祖傳說認為，遠古時代從海邊漂來一個陶罐，里面有兩顆蛋，后來孵化成兩條百步蛇，成為魯凱人的祖先。又有認為，太陽在山上產了兩顆卵，一條蛇前來孵卵，生出一對男女，成為魯凱部落頭目的祖先，魯凱平民則是由一種青色的蛇產下的卵孵化而成的(36)。排灣族的蛇族神話內容非常豐富，大武山(Kavulungan)、考加包根山(kinabakan)、知本山等始祖地均有蛇祖傳說。大武山神話說，大武山上的Pinabakatsan有一根竹子裂開生出許多靈蛇，化成男女，成為祖先。考加包根山神話說，太古時山上有處大石裂開生出男女二人，二人相婚生下許多子女，有蛇、瞎眼兒、單手或單腳或無頭的，最后才有完整的男女，后來一部分北上赴知本社為卑南族之祖，其余南下成排灣族的祖先；又說在山的絕頂上，太陽生下紅、白二卵，由名叫保龍的靈蛇孵化出男女二神，即為排灣頭目之家；還有傳說在帕伊魯斯社(Pairus)的馬卡拉烏拉烏吉(Makarawrauzi)太陽每日產下二卵都被大蛇吞掉，后有三女子合力捕蛇投入深淵，太陽卵才孵化繁衍為排灣頭目之祖。知本山塔拉馬卡烏社的傳說認為，從前在匹那布卡茲安的一根竹子破裂，滾下四顆蛋，蛋里出現了蛇身的男女，相婚繁衍生子，長子殘障，次子健康，長大后做祈禱產生了眾多的人類(37)。
排灣、魯凱等族的蛇圖騰偶像最鮮明地表現在建筑形態上，頭目家屋、青年會所、骨頭棚、祖靈屋等建筑上都不同程度地使用蛇形象的裝飾和標志。根據筆者之一2008年暑期在屏東縣霧臺鄉魯凱部落、來義鄉望嘉村排灣部落的考察，傳統的頭目家屋多以石板構筑，一般都有寬闊的前庭廣場，中植一棵老榕樹，并樹立一方表示權威地位的祖像、百步蛇紋和蛇紋陶壺圖像的石碑，家屋正面的屋檐、橫梁、門楣、門窗、大門上也都刻劃獵首與盤蛇形象，室內的中廳的雕刻柱以及擺設的屏風、陶壺、木盤、占卜箱、刀劍鞘等也都不同程度裝飾蛇紋和人像(圖一一、圖一二)。
原住民的文身圖案也由蛇紋演變而來。《隋書·流求傳》:“男子拔去髭鬢，身上有毛之處皆亦除去。婦人以墨鯨手，為蟲蛇之文。”《諸羅縣志》云:平埔族“文其身，遍刺蝌蚪文及蟲魚之狀。”根據現代民族志調查，臺灣原住民最典型的文身形態保存于中部山地的泰雅族和賽夏族人群中，紋飾的形態與蛇、人有密切的關系，以百步蛇身上的三角形斑紋演變成的各種花紋如曲折線紋、半圓形文、叉紋、網紋、菱形紋等為主(38)。
7.壯族與嶺南漢人的蛇母崇拜
嶺南是商周時期“甌”、“桂國”、“九菌”故地，周漢時代為“西甌”、“駱越”及“裸國”等百越支系，漢晉以來為“烏滸蠻”、“烏蠻”、“俚僚”、“俚蠻”、“峒僚”，宋元以后為“僮”，即現今壯侗語族的壯、侗、水、布依、黎等民族文化。壯侗語族各族群大多保留深厚的蛇神崇拜文化，與壯侗語族民族史關系密切的嶺南“漢民”的蛇神文化同出一轍。
圖一二 臺灣屏東霧臺鄉魯凱部落頭目家的石碑、家屋木雕門窗
(筆者 2008年8月拍攝于大頭目Balabayang與Abelanga家)
圖一三 廣西武鳴兩江龍母村龍母廟明代蛇形石刻
(照片由廣西考古研究所覃芳提供)
廣西武鳴、上林、馬山、賓陽一帶的大明山地壯族社會，流傳著一個龍母傳說，說遙遠的古代，大明山里住著一位貧窮的老婆婆，她在進山采集野菜的路上救起了一只快死小蟲，并像親生兒子一樣把小蟲撫養成一只可愛的小龍，稱為“獨龍”。獨龍越長越大，養母的茅棚都不夠住了，她就告訴獨龍只有切掉一段小尾巴才不會越來越長，剪了尾巴的獨龍在壯語里稱為“特吉”。特吉的尾巴不再加長，身體卻仍然越長越大，養母終于養不起要放它自己謀生，特吉唿嘯一聲變成一只騰空巨龍飛向深潭龍宮。養母死后，特吉將她葬在龍頭山頂的一座高冢，每年都夾帶著一陣風雨前來祭祀龍母。迄今，在大明山地的武鳴、上林、馬山、賓陽等縣，都分布大量的龍母村和龍母廟，其中武鳴縣兩江鎮的舊龍母屯還保留一尊明代以前的石雕蛇頭圖騰石，突顯龍母文化的蛇圖騰性質(圖一三)。
廣東“漢民”社會也是“龍母”崇拜的繁盛區，德慶西江與悅城河交匯處的“悅城龍母祖廟”始建于唐代以前，甚至被認為是嶺南地區最古老的龍母廟。據悅城龍母傳說，秦始皇時悅城河、西江與絳水河交匯處住著一位老漁翁，有一天他救起了西江上游漂來的木盆里的一位女嬰，并將其撫養成人。一日她在西江邊上浣衣時在河灘上捧回一個巨卵，回家放在一個陶罐內孵化出五條小蛇，她就將小蛇養在程溪(即悅城河)中，原來她捧回的是龍蛋，五條小蛇是五龍子，她就常與水中游動的五龍子像母子一樣相處，她因此被稱為“龍母”。某日龍母在河邊剖魚時不慎誤割五龍子的尾巴，五龍子就遁跡溪中，多年后重新游回的五龍子滿身鱗光、蟠騰江中，與龍母親密如故，母子扶危濟困于西江兩岸。龍母死后葬在悅城東岸，五龍子遂在江中掀波作浪、堆沙移墳至東岸的龍珠寶地，后人再設立祠廟祭祀(39)。
廣東“漢民”社會與廣西大明山壯族社會“龍母”信仰高度一致，傳說故事稍有差異，但都說“龍母”是蛇的養母，因此水神“龍母”實際上就是“蛇母”、是一種蛇神。遺跡遍及嶺南，據不完全統計，清代西江流域的龍母廟就有352座，龍母行宮更多，大凡江河要沖和出海口處都有龍母廟(40)。龍母是嶺南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壯、漢各族人民共同崇拜的至高無上的女神、水神，標明嶺南壯、“漢”民族具有共同的文化源頭，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嶺南的漢民社會文化與史前上古土著文化的關系，嶺南“漢民”實際上是漢化的越人或土著化的漢人。
8.東南漢民社會的崇蛇文化
與嶺南漢民社會的蛇崇拜文化一樣，東南江、浙、閩的“漢民”社會中也存在十分豐富的蛇圖騰“文化殘余”(41)。
在江南地區，崇蛇文化可以明確地分成兩種不同的形態，第一類是具有底層特征的原初意義上的蛇神崇拜，第二類是漢越文化融合背景下被“文化改造”的蛇神故事。作為歷史文化底層特征的蛇神崇拜，反映在十分興盛的蛇神崇拜上，迄今江南各地的“蛇王廟”及蛇神偶像崇拜隨處可見，如南京太倉、蘇州婁門內的蛇王廟，宜興城隍廟、太倉土地廟中的蛇神偶像崇拜，這些蛇神塑像或為蟠蛇形態，或為人首蛇身，或為蛇郎君手中握蛇，或蛇娘子佩蛇形發簪。各地把遇到蛇看成是吉利的好事，是祖宗回家或財神將到，于是舊時太倉、常州、宜興一代還常見“召蛇”或“請蠻家”的巫術，即在遇到天災人禍和巨大災難時，舉行儀式，請求蛇神“蠻家”保護，祭祀時使用人頭蛇身像和蛇形、蛇蛋形的食物。這些民間崇蛇習俗，基本上都是原汁原味的蛇圖騰文化。
江南地區家喻戶曉的“白蛇傳”故事就透露出了蛇被“文化改造”的歷史進程。漢話文本的白蛇故事出現于唐宋小說中，反映了漢民人文視野下“南蠻蛇種”被誣蔑為“妖”的文化境遇，此時的“白蛇”時以白衣女子現身、時又蛇形畢露，是專門掠殺男人的“蛇妖”。明清小說中的白蛇故事又被發展成為蛇妖的白娘子與徐公子的愛情遭遇，不管是“白娘子永鎮雷鋒塔”還是她最終被“改造”成“蛇面人心”好女子，進一步折射出漢民人文面臨“非我族類”的“南蠻蛇種”時民族心理上所暗藏的“文化改造”心態。因此，從文化史、民族史的角度觀察，唐宋、明清歷代的漢話文本下“蛇妖”白娘子故事的跌宕情節，反映了華南越、漢文化更迭過程中，“南蠻蛇種”面對“華夏文明”所遭遇的被征服的文化命運，華夏視野中的“南蠻蛇種”是壞的“妖孽”，需要被“改造”成符合華夏文化(倫理)的“好人”。可見，漢民時代“重新表述”的“白蛇傳”故事，折射出的是江南文化史底層的“蛇種”文化內涵。
圖一四 閩西連城、長汀的蛇神偶像
(左，筆者田野考察拍攝，右，廈大人類博物館藏品)
閩中地區也有類似江南兩類的崇蛇文化形態。漢唐以來，閩中的蛇崇拜未有中斷，蛇神廟、蛇王廟是常見的民間宮廟。福州城內的閩越王廟，有蛇神偶像崇拜，據稱“王有二將，居左右，嘗化青紅二蛇，見香幾間以示靈顯，閩人有禱即應”(42)。清代福州南臺、閩侯洋里仙洋村也有有較大規模的蛇王廟，供奉雕塑蛇像。此外，在閩西，長汀、連城也有許多蛇王廟，據清光緒《長汀縣志》卷二十六、二十七載，長汀府城西門外羅漢嶺有蛇王宮一座，廟中供有蛇王菩薩像。蛇王形似一僧人，手中執有一蛇，該蛇神像現藏于廈門大學人類學博物館內；該縣平原里溪邊，也有一座明正德年間建的“蛇騰寺”；在羅漢嶺的蛇王宮，人們甚至將民事糾紛、判斷是非等問題也訴請蛇神予以公斷(圖一四)。南平樟湖板鎮的蛇王廟保存了最完整的蛇圖騰習俗，從中可見閩地崇蛇文化內涵的細節。據林蔚文先生的調查，該廟蛇神傳說為姓連的蟒蛇精，來自鄰縣古田，稱“連公”、“連公爺”，廟為“連公廟”，廟內斗拱出檐處飾蛇首狀昂頭，廟內供奉“連公蛇神”偶像，陳列道光十年鑄造鐵花瓶、鐵燭臺以及光緒年蓄蛇瓷甕，每年農歷正月十七至十九的“游蛇燈”活動和農歷七月初七的活蛇賽神活動是主要的崇蛇活動。蛇燈以色紙煳扎的巨型蛇頭、蛇尾及中間銜接長達幾里的燈板組成，每塊燈板長約2米，上置燈籠三盞，內燃紅燭，幾百人組成的游行隊伍人手一板，銜接成長隊，代表了蛇的身軀，入夜時分繞鎮游行直至夜半。賽神活動初見與明代文獻記載，每年六月間，當地民眾就外出捕捉活蛇，將之交給蛇王廟中的廟祝“蛇爸”，“蛇爸”將活蛇置于蓄蛇瓷甕中，至七月七日再分發給參加賽蛇神游行活動的男子，人手一蛇，人們或將蛇纏于頭上，或盤于腰上，活動后將活蛇放生于閩江水中，之后在蛇王廟前搭臺唱戲以酬神(圖一四)(43)。除了立廟游蛇外，東南人民還崇尚蛇形裝飾，清人施鴻保《閩雜記》說:“(福州農婦)多帶銀簪，長五寸許，作蛇昂首之狀，插于髻，俗名蛇簪。……簪作蛇形，乃不忘其始之義。”彭光斗的《閩瑣記》記載福建婦女好將頭發盤成黑蛇蟠卷狀:“髻號盤蛇……乃見閩婦女綰發，左右盤繞，宛然首戴青蛇，鱗甲飛動，令人驚怖。”蛇形裝飾藝術，表明蛇神信仰在族群心理上的深刻烙印。
閩中各地流傳的多個“改造蛇妖”的傳說，恰如文化史上的“閩版白蛇傳”，是閩中蛇崇拜的另類形態。著名的“李寄斬蛇”傳說出自晉干寶《搜神記》卷十九，謂閩中庸嶺西北山中有一只長七八丈的大蟒蛇，民眾非常懼怕，漢晉朝廷的許多命官也都死在它手下，于是人們以祭拜求得免災。不過，蟒蛇托夢并傳令巫祝要吃十二三歲的少女，令官員無奈，每年八月都將少女送到蛇穴，先后被吃了九個少女。將樂縣李誕家養九女而無男，小女名寄，主動應募為蟒蛇祭品，到了八月，她就帶著狗懷揣短劍來到蟒蛇洞，她先將用蜜汁灌制的米糍糕放在洞口，吸引蟒蛇去吃，她則從后部斫將蟒蛇殺死。類似的還有宋洪邁《夷堅志》支戊卷三所記的“買女祭蛇”，說宋紹興二十九年，建州政和人借口納妾從莆田買到一女孩，買回后為其沐浴、抹香、穿著新衣，關在房里不敢碰觸，其實此人養了一條大蟒蛇，每天都要焚香跪拜，有一天他終于要將女孩祭蛇，他將蛇籠移到女孩的房間，黃昏時刻陳設祭品、祈禱蛇神，然后離開，大蟒蛇出來后，雖懼怕而不敢吃，然后就消失了。嘉靖《建陽縣志》記載，妙高峰下的橫山王廟為妖蛇所據，祭祀時必用童男女，否則將引發瘟疫，老百姓編造了薩法官以火燒王廟驅趕蛇妖。清道光《黃檗山志》引《晉安逸志》記載，唐僖宗時福清黃檗山大帽峰西北有一巨蟒作怪，鄉人劉孫禮妹妹劉三娘被巨蟒攝入洞內為妻，劉孫禮得知后，十分憤怒，就外出學法，學成歸來時，其妹已與巨蟒生了十一個兒子。劉孫禮殺了巨蟒及八蛇子，當要砍到第九子時，劉三娘于心不忍，急忙跪下求饒，后來三個幸存的蛇子都皈依為蛇神，民間稱之為“九使”、“十使”、“十一使(婿)”，鄉民立廟奉祀，春秋獻祭。此外，漳州、平和民間還有“侍者公”傳說，大約一千多年前，漳州平和地方有一妖蛇長期危害民眾，唐會昌五年僧人楊義以法力制服妖蛇，蛇妖改邪歸正后成為楊義的隨從侍者并為民眾做了許多好事，成為民眾祭拜的“侍者公”神，這就是今閩南漳州地區眾多“侍者公廟”的由來。綜合而論，這些“改造蛇妖”的傳說有兩個共同特點，其一是，從將樂人“李寄斬蛇”、政和人“買女祭蛇”、建陽人“童男女祭蛇妖”、福清巨蟒霸占民女劉三娘到平和蛇妖危害民眾，故事中的蛇都是禍害人間的蛇妖、惡神；其二是，或被斬殺、或被驅趕、或改邪歸正皈依蛇神，所有這些蛇妖最終都得到了“應有”的下場或歸屬。如果就事論事地看待這些涉蛇傳說，其實是很難理解其蘊含的真實的文化史訊息的。但如果從民族史上去觀察，則不難發現，上述兩個文化史特征都是基于漢民人文的視野，傳說中的這些蛇之所以“惡”、“妖”，之所以要被斬殺或要“改邪歸正”，都是基于華夏文明“應有”的立場和價值觀。因此，這些涉蛇傳說同樣透露出東南“南蠻蛇種”在漢民時代所遭遇的痛苦的“文化改造”過程，是土著崇蛇傳說在漢民時代的“重新表述”。
總之，當代東南“漢民”社會保存著大量蛇崇拜文化，既有蛇神、蛇王崇拜的原初形態，更有大量“改造蛇妖”的傳說故事，兩類不同的形態與內涵反映了土著文化在漢越文化融合過程中的不同結果，前者是史前上古土著“南蠻蛇種”圖騰文化的直接傳承和頑強的積淀，后者則是在漢文化強勢氛圍下遭遇的崇蛇故事的“重新表述”，是土著人文被“文化改造”后異化的崇蛇文化。被“改造”后的“新蛇神”具有的“改邪歸正”、“從善如流”、“蛇面人心”已為漢民社會所接受，經歷了痛苦的被“鎮壓”、“改造”的歷程，是“南蠻蛇種”土著的文化傷痛。據說，電影《白蛇傳》要在閩侯縣上街鄉后山村放映時，受到了迄今仍崇拜蛇神的村民的強烈反對而被迫取消，這一事例十分生動地反映了漢、越兩種社會文化背景在蛇圖騰現象上的激烈沖突(44)。
三.文化史上的兩點思考
史前、上古華南考古發現的大量近乎寫實的蛇形象資料，充分反映了華南土著民族蛇圖騰的歷史，而民族志上華南各族大量存在的蛇祖、蛇神、蛇母、蛇娘、蛇仙、蛇王等崇拜以及被漢人“文化改造”的諸多涉蛇神話傳說，充分反映土著蛇圖騰文化的傳承、積淀和復雜的變遷。當然，從民族考古學上客觀、全面地重建“南蠻蛇種”文化史，還有諸多調查、研究工作需要做。
其一，民族考古所揭示的華南土著蛇圖騰是東亞古代文化體系中的一個特殊區系，“南蠻蛇種”本身就是華夏人文視野中的“他文化”話語，因此“南蠻蛇”不可能是“中華龍”。但在追尋中華民族“龍圖騰”起源的學術實踐中，卻有不少蛇、龍不分、混淆、模煳兩者界限的“觀點”。因此，圖騰文化史上的龍、蛇關系史，是一個需要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實際上，華南土著崇拜的“蛇”是完全不同于原產于華夏、漢人“圖騰”中的“龍”的。“龍”并非生物學上真實存在的一個物種，但作為存在于中國人認知領域的“精神符號”，“龍”是漢文史籍中“智慧”、“萬能”之軀的虛擬象征，《說文解字》說“龍，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45)。對于這樣一種虛擬“物種”的歷史來源，學者們陷入了長時間的爭論，蛇、鱷魚、蜥蜴、龜、馬、牛、豬、鳥、熊、雷電等都曾被解讀為“龍”的隱喻對象(46)。大量中原、北方新石器和商周考古發現中被指為“龍”的圖像也證實了這一非生物學“物種”的“多元”形體特征，正如古人總結的所謂“九似”。宋代羅愿《爾雅·翼·釋龍》語:“角似鹿，頭似駝，眼似龜，項似蛇，腹似蜃，鱗似魚，爪似鷹，掌似虎，耳似牛。”明代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十三“鱗”部又有不同的表述:“龍有九似，頭似駝，角似鹿，眼似兔，耳似牛，項似蛇，腹似蜃，鱗似鯉，爪似鷹，掌似虎，是也。”可見，“龍”是人們塑造的華夏、漢族創造的并伴隨其文化傳播而逐步為整個“中華民族”認同的“始祖”精神象征與圖騰符號，“龍的傳人”一語將所有“多元”中國人歸于“一體”，正與“龍”組合、“九似”的多元特點吻合。而華南土著文化中原生的“蛇”崇拜完全不同于具有“九似”特征的“龍”，是華南環境中客觀存在的大量蛇類爬行動物在土著文化上的反映，是史前、上古文化史和藝術史上一個非常獨特的時空類型——華南類型的代表性因素，應該是華夏、漢文化南播之前華南土著的圖騰文化特征之一。
我的觀察，蛇、龍不分的看法主要表現為將圖騰文化史上的“中華龍”歸源于“南蠻蛇”，這實際上是華南士紳的一種典型的愛鄉土情結的“心愿表述”。這種“心愿”支配下的“歷史”闡述，是“中心—邊緣”格局中“邊緣族群”民族心理的一般流露。在華夏、漢族強勢主導并占據中心的“中華”多元民族關系格局中，“四方”、“萬國”的邊緣族群除了依附中心、融入主流外，還得認同華夏、甚至戴上“中土移民”的帽子，達到族群文化的“身份轉化”，擺脫多元族群格局中的弱勢地位。“中華龍”源于“南蠻蛇”，是可以“提升”南方族群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中地位的不錯的“歷史”表述。因此，澄清被混淆的蛇、龍關系史，是認識華南文化史的至關重要的一環。
其二，圖騰是特定民族文化的核心內涵和族群文化的界限，“南蠻蛇種”圖騰文化史的民族考古學梳理，賦予華南民族史、乃至漢民族史研究的新啟發。
在傳統史學的論述中，漢晉以后的“大移民”事件是華南民族更迭、華南漢人形成的根本原因。我曾經多次論述華南漢民人文的百越文化基礎，主張長江下游以南操吳、閩、粵、贛、客家等方言的“漢民”人群的形成，不能簡單地依據漢文史志的記載而全部歸為漢晉以來“中原板蕩”、“衣冠南渡”，而應該綜合民族學、語言學、考古學等的新發現，充分認識百越土著文化在華南“漢人”社會文化形成中的作用，甚至要重新研究被認為“最純種”漢人后裔的“客家”文化的真正源頭(47)。華南“漢人”包括了“漢化”的越人和“越化”的漢人兩類，民族志上華南各族的崇蛇文化生動地反映了南遷漢民與華南土著民族的文化融合史。黎族、壯族、侗族、傣族、苗族、畬、排灣、魯凱各少數民族的崇蛇習俗，基本上保留了“南蠻蛇種”蛇圖騰文化的原初形態，是作為史前上古華南土著直系后裔的重要證據。嶺南漢人的龍母、蛇母信仰雷同于壯族社會，不管他們是越人的漢化還是越化的漢人，抑或就是“民族識別”中“弄錯”了的非漢民族，恐怕還得深入的研究，但濃重的崇蛇文化，表明他們并不是“衣冠南渡”的直接傳承。東南漢人社會的兩類崇蛇文化形態，是東南地區漢越文化復雜融合進程的反映。具有“南蠻蛇種”圖騰原初形態特點的蛇神、蛇王崇拜，從這一點上說，這些“漢民”要么是本質上尚未真正漢化的越人，要么是徹底越化了的“漢人”，否則難于理解蛇圖騰文化在“漢人”社會的如此直接傳承與積淀。從“白蛇傳”到“李寄斬蛇”、“侍者公”等大量“改造蛇妖”的傳說故事，作為漢文化強勢氛圍下遭遇的“南蠻蛇種”故事的“重新表述”，生動地反映了這部分“漢人”作為“漢化越人”的民族史性質。
注釋:
①東漢許慎《說文解字》卷十三篇(上)“蟲”部；《史記·吳太伯世家》注“荊蠻”引唐司馬貞索隱。
②a.林蔚文:《福建民間動物神靈信仰》，方志出版社2003年；b.林國平:《閩臺民間信仰源流》，第39頁，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c.秦慧穎:《福建古代動物神靈崇拜》，《東南考古研究》，廈門大學出版社，2003年。
③彭適凡:《江南地區印紋陶問題學術討論會紀要》，《文物集刊》(3)，文物出版社，1981年。
④陳文華:《幾何印紋陶與古越族的蛇圖騰崇拜》，《考古與文物》1981年第2期。
⑤陳國強、蔣炳釗、吳綿吉、辛土成:《百越民族史》，第67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
⑥a.施昕更:《良渚——杭縣第二區黑陶文化遺址初步報告》，浙江省教育廳1938年；b.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廟前》，文物出版社，2005年；c.名山后遺址考古隊:《奉化名山后遺址第一期發掘的主要收獲》，《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學刊——建所十周年紀念》，科學出版社，1993年:d.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浙江海鹽縣龍潭港良渚文化墓地》，《考古》2001年第10期；e.南京博物院:《江蘇吳縣草鞋山遺址》，《文物資料叢刊》第三輯，文物出版社，1980年；f.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黃宣佩主編:《福泉山——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00年；g.孫維昌:《良渚文化陶器紋飾研究》，《上海博物館集刊》(第6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h.朱乃誠:《良渚的蛇紋陶片和陶寺的彩繪龍盤》，《東南文化》1998年第2期。
⑦a.肖夢龍:《試論江南吳國青銅器》，《東南文化》第二輯，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b.宋永祥:《試析皖南周代青銅器的幾個地方特征》，《東南文化》1988年第5期。
⑧安徽大學、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皖南商周青銅器》，第91～93、100～104、108～109、176～177、216頁，文物出版社，2006年。
⑨(宋)羅愿《爾雅·翼·釋龍》語“角似鹿，頭似駝，眼似龜，項似蛇，腹似蜃，鱗似魚，爪似鷹，掌似虎，耳似牛。”體現了華夏、漢文化為核心的中國古代文明對“龍”這種虛擬生物形象的擬構。
⑩a.江蘇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等:《江蘇六合程橋東周墓》，《考古》1965年第3期；b.鎮江博物館:《江蘇鎮江諫壁王家山東周墓》，《文物》1987年第2期；c.淮陰市博物館:《淮陰高莊戰國墓》，《考古學報》1988年第2期。
(11)福建博物院等:《武夷山城村漢城遺址發掘報告》，第357頁,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
(12)南京博物院等:《鴻山越墓發掘報告》，《鴻山越墓出土樂器》、《鴻山越墓出土玉器》、《鴻山越墓出土禮器》，文物出版社，2007年。
(13)傅舉有:《古越族的青銅藝術》，原載香港《中國文物世界》第59期，轉引《中國歷史與文物考古研究》，岳麓書社，1999年。
(14)a.衡陽市博物館:《湖南衡陽縣赤石春秋墓發掘簡報》，《考古》1998年第6期；b.陳建明主編:《湖南商周青銅器陳列》，第32頁，湖南省博物館印。
(15)岳陽市文物工作隊:《岳陽縣莄口出土春秋人像動物紋青銅卣》，《湖南博物館文集》，岳麓書社，1991年。
(16)熊建華:《湘潭縣出土周代青銅提梁卣》，《湖南考古輯刊》(第四集)，岳麓書社，1987年。
(17)a.周世榮:《桑蠶紋尊與武士靴形鉞》，《考古》1979年第6期；b.陳建明主編:《湖南商周青銅器陳列》，第33頁，湖南省博物館印。
(18)a.李如章:《嶺南地區出土青銅器研究》，第55-56頁，文物出版社，2006年；b.向桃初:《湘江流域商周青銅文化研究》，第416頁，線裝書局，2008年。
(19)向桃初:《湘江流域商周青銅文化研究》，第418、437頁，線裝書局，2008年。
(20)a.云南省博物館:《云南晉寧石寨山古遺址及墓葬》，《考古學報》1956年第1期；b.《云南晉寧石寨山古墓群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1959年；c.《云南晉寧石寨山第三次發掘簡報》，《考古》1959年第9期；d.《云南晉寧石寨山古墓第四次發掘簡報》，《考古》1963年第9期；e.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晉寧石寨山第五次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09年；f.云南省博物館:《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75年第2期；g.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川李家山——第二次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h.《昆明羊甫頭墓地(壹、貳、叁、肆卷》，科學出版社，2005年；i.《曲靖八塔臺與橫大路》，科學出版社，2003年。
(21)周琦:《東甌文化源流考》，《臺州文化學刊》2007年第3期。
(22)a.蓋山林等:《漳州巖畫》，《福建華安仙字潭摩崖石刻研究》，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0年；b.尤玉柱主編:《漳州史前文化》，第150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
(23)秦維廉:《香港古石刻》，第51～52頁，作者獨立出版，2009年。
(24)蓋山林:《中國巖畫》，第183～186頁，廣東旅游出版社，1996年。
(25)(明)萬歷《瓊州府志》卷三“山川·定安縣”，“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書目文獻出版社，1990年。
(26)林冠群:《“勾花”的傳說》，《民族研究》1981年第3期。
(27)、(28)梅偉蘭:《試論黎族的蛇圖騰崇拜》，《廣東民族學院學報》1990年第2期。
(29)劉咸:《海南黎人文身之研究》，詹慈編:《黎族研究參考資料選輯》(第1輯)，廣東民族研究所，1983年。
(30)a.吳永章《論我國古代越族的蛇圖騰》，《百越民族史論叢》，250頁，廣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b.王學萍主編:《中國黎族》，第244～260頁，民族出版社，2004年。
(31)陳維剛:《廣西侗族的蛇圖騰崇拜》，《廣西民族學院學報》1982年第4期。
(32)李子泉:《西雙版納傣族紋身調查》，《傣族社會歷史調查》(西雙版納之十)，云南民族出版社，1987年。
(33)楊青《論龍的原型——南蛇圖騰之源變》，《中國民間文化》1993年第4期。
(34)吳春明:《黔東南臺江施洞苗族子母船及其在太平洋文化史上的意義》，《貴州民族研究》2008年第5期。
(35)蔣炳釗:《畬族史稿》，第235～236頁，廈門大學出版社，1988年。
(36)a，達西烏拉彎.畢馬:《臺灣的原住民—魯凱族》，第12頁，臺北臺原出版社，2003年；b.潘英著:《臺灣原住民族的歷史源流》，第152～153頁.臺北臺原出版社，1999年。
(37)a.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原著:《蕃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五卷-排灣族第一冊)》，第111～119頁.“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3年編譯出版；b.潘英:《臺灣原住民族的歷史源流》，第150～152頁，臺北臺原出版社，1999年；c.鈴木作太郎著，陳萬春譯:《臺灣蕃人的口述傳說》，第51～56頁，《民學集刊》第一冊，2003年9月。
(38)何廷瑞:《臺灣土著諸族文身習俗研究》，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第15、16期合刊。
(39)蔣明智:《龍母信仰的歷史發展——悅城龍母信仰研究之三》，《廣西民族研究》，2003年第4期。
(40)黃桂秋:《大明山龍母文化與華南族群的水神信仰》，《廣西師范學院學報(哲社版)》2006年第3期。
(41)a.繆亞奇:《江南漢族崇蛇習俗考察》，《民間文學論壇》，1987年第5期；姜彬主編:《吳越民間信仰民俗》，第37～44頁，上海文藝出版社，1992年；b.林蔚文:《福建民間動物神靈信仰》，方志出版社，2003年。
(42)(明)謝肅:《竭鎮閩王廟》詩前引，轉引自林蔚文:《閩越地區崇蛇習俗略論》，《百越研究》第二輯，安徽大學出版社2010年待版。
(43)林蔚文；《福建南平樟湖板崇蛇民俗考察》，《東南文化》1991年第5期。
(44)林蔚文:《閩越地區崇蛇習俗略論》，中國百越民族史研究會、安徽大學歷史系、南方博物館民俗民族研究所:《百越研究》(第二輯)，安徽大學出版社，2010年待出版。
(45)東漢許慎《說文解字》卷十一篇(下)“龍”部
(46)a.張笑恒:《神秘的龍文化》，西苑出版社，2007年；b.田秉鍔:《龍圖騰——中華龍文化的源流》，社科文獻出版社，2008年；c.朱乃誠:《中華龍起源和形成》，三聯書店，2009年。
(47)a.吳春明:《東南漢人的形成:民族考古學提綱》，載鄧聰、陳星燦主編:《桃李成蹊集——慶祝安志敏先生八十壽辰》，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2004年；b.《東南漢民人文的百越文化基礎》，中國百越民族史研究會、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局、廣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百越研究》(第一輯)，廣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07年。